翻开武生同志新近完成的这本厚厚的书稿，我的心情 难以平静。我知道这本书的分量，也知道这本书来之不易 ，它凝聚了武生同志多年的心血，抒发了他对周恩来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感情。 武生同志是我十分尊敬的老领导，他长期从事党的文 献工作，曾经主持编辑《周恩来经济文选》《周恩来军事 文选》等书籍。他还长期担任过《党的文献》杂志主编， 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平和思想 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在工作岗位时，他每天忙忙碌碌，勤 勤恳恳，多数时间是为别人“做嫁衣裳”，我和我的同辈 们，都从中得到过无私的帮助和有益的教诲。但我知道， 他一直在思考问题，一直想出一本自己的书，特别是想写 写周恩来，把多年的思考表达出来。今天，武生同志的这 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不仅为他感到高兴，而且为他退而 不休、奋斗不已的精神所感动。 周恩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他把一生毫无保留地 献给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深受全党 和全国人民的爱戴。有关周恩来的研究著作，在改革开放 以来的二十多年中已经出版了不少，但武生同志这本书， 从选题、立论到资料运用等方面都反映出与众不同的特点 ，说明他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研究实力。 首先，这本书的选题比较新颖。作者选择了周恩来与 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作为全书的主线，以此来反映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 程中的重大历史贡献，并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共和国曲折而 前进的历史，给读者以教育和启迪。 其次，这本书的立论比较公道。作者以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以平实的笔法，全面、客观地反 映了周恩来在一个个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处境、态度、思考 和作用，从而折射出他的情感、品格、智慧和力量，许多 细节可以澄清社会上的一些错误认识，帮助读者正确地认 识和理解周恩来。 再次，这本书的资料比较丰富。作者不仅调动了他在 文献研究室工作二十多年的积累，而且十分注意汲取新的 研究成果。他不仅使用了过去在从事编辑周恩来著作过程 中选取的周恩来本人的讲话、报告、电报、书信等资料， 还参考了金冲及同志主编的《周恩来传》、力平等同志主 编的《周恩来年谱》等权威性著作，以及大量当事人的回 忆，使许多生动的情节跃然纸上，增加了这本书的可信性 和可读性。 武生同志这本书的特点很多，这里提到的，只是我个 人认识到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很值得我们这些仍然奋 战在周恩来研究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学习。我听说，他还 有一些打算，还要继续深入研究一些新课题，我真诚地预 祝他的愿望能够实现，能够早日看到他的新作品问世。 廖心文 2004年7月12日

序
为新中国开国奠基
——主持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组建中央人民政府
《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布后，广泛邀请爱国民主人士前来解放区，共商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经过半年多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协商，形成五份《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进一步广泛征求意见。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为创建新中国绘制了蓝图，毛泽东说：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主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的工作，分工负责协商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
兼任新政协筹委会第三小组组长，负责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周恩来作《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及特点》的报告。
就任总理后，首先集中精力组建政府机构，亲自做人员组成的平衡和协调工作，民主人士称赞“周恩来总理不愧为‘周’总理啊！
政务院组成后，周恩来立即着手主持制定各部门的工作条例和组织条例。
实行民主建政，建立和健全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的政权机构。
新中国外交开局的巨大成功
——参与谈判和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废除旧约和缔结新约的历史背景。
斯大林说：“目前不宜改变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原来苏方不打算废除旧约、缔结新约。
毛泽东的一番“牢骚话”，打破了僵持局面，斯大林表示同意废除旧约，签订新约。
一波三折，艰难的缔结新约谈判。
峰回路转，苏方终于基本接受中方提出的协定草案。
在签字仪式上，周恩来讲话指出：这些条约和协定“将成为中苏两国兄弟友谊和永久合作的标志”。
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首获巨大成功。
确立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加以确认。
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
亚非会议确认的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传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邓小平说：“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新中国第一场严重的党内斗争
——参与领导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
中央决定调整部分机构和人事安排，高岗、饶漱石错误估计形势，政治野心急剧膨胀。
高岗带头发难，“倒刘（少奇）”“倒周（恩来）”。
饶漱石与高岗配合默契，“讨安（子文）伐刘（少奇）”。
中央判断高、饶是野心家，决定予以揭露。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
艰难的探索
——在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的日子里
“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
“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
现在“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
“近几个月来，我们得到一条教训，既不要右，又要敢于抗大流。
“冒、松、紧、分这四个字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主要应该批‘左’”。
反冒进“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
“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
“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
毛泽东说：“反冒进的问题现在也搞清楚了”。
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
——为争取台湾回归祖国而播种、开路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决定“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
“如果我们不提出解放台湾，保持不了祖国的完整版图，我们就会犯错误，也对不住自己的祖先。
“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炮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
周恩来概括提出“四纲一目”方案，召唤：“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解放台湾，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
难以预料的风云变幻
——从“大跃进”到庐山会议的岁月
面对全面大跃进已成定局，周恩来感到“指标定得过高，可能在以后出现大的‘马鞍形”’。
“好像社会主义已经不过瘾，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不好的”。
1958年的大跃进“打破了客观规律，主观主义大发展”。
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用主要精力研究解决工作中的各种实际问题。
周恩来对彭德怀说：“今天你代替了我。其实，你有鉴于我，还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
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批判彭德怀等同志，并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右倾。“左”的错误更加泛滥。
民以食为天
——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抓粮食工作
“产量没有那么多，有虚数。
“一位不愿署名的政协委员”来信，反映“饿死人”和“田地荒芜”的情况。
人们称赞周恩来是“粮食调度的总指挥”。
冲破禁区，周恩来和陈云建议从国外进口粮食。
为解决粮食供应危机，“从城市压人口下乡”。
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瓜菜代”领导小组，并调整粮食政策，实行“三定三包”。
“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了，你家的饭桌上怎么还没体现出大好形势来呀？！
一场重大而漫长的国际较量
——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斗争
新中国理所当然地应该享有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揭开斗争序幕，冲破美国的重重阻挠。
美国政府阻挠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政府坚持不懈斗争。
为反对美国武装侵略台湾和朝鲜，中美两国代表在联合国内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斗争。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采取攻势，给美帝代表一个反击”。
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要作持久斗争。
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进行决战的1971年。
持续23年的这场国际斗争，终于以美国政府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被动卷入，很不理解
——面对“文化大革命”狂飙的兴起
为防止“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却把中央领导人之间的不同意见，误认为“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
终于找出“一种形式”，即通过“文化大革命”，达到“天下大治”。
“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准备，是背着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进行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诡秘情况下炮制出笼，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江青秘密策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黑线专政”，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理论依据”。
康生授意聂元梓等人炮制的大字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对《五·一六通知》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知道指的是谁。
周恩来说过：“文化大革命这种前进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
力求理解、跟进，加以约束、限制
——主持制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限制性政策和措施
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力求“加深理解，跟上形势”。
对迅猛兴起的“文化大革命”，主张“加以约束、限制”。
主持制定一些限制性政策和措施，但大多得不到贯彻执行。
“不能说犯了路线错误就是反革命，路线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
“刘、邓、陶是中央常委，我还要保。
对夺权“要加以限制”，“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呕心沥血，力排阻碍
——保障铁路交通运输
“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
“铁路交通绝不能瘫痪，交通一刻也不能中断。”“必须对铁路交通实行全面军管。
“我为什么强调不能冲击军管会？就是因为全线铁路都分配给野战军一段一段地护路。
“郑州……停车三千多节，我心里非常难过”。“如果我有工夫，我自己亲自到郑州去”。
“破坏铁路、砸毁桥梁的行动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
顾全大局，相忍为党
——面对批判极左思潮的反弹
《人民日报》的一组文章和江青一伙刹住1972年下半年出现的“修正主义回潮”。
王若水致信毛泽东，引发他作出林彪路线实质是极右的决断。
毛泽东批评外交部《新情况》上的一篇文章，张春桥认为“整治周恩来的时机又到了”。
毛泽东借中美会谈的误传，严厉批评周恩来“右倾”，而江青一伙则诬蔑周恩来是“投降主义”。
毛泽东认为，对周恩来“批评一下可以，打倒不行”。
出以公心，促成复出
——力促邓小平复出任职
毛泽东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周恩来力促邓小平复出。
周恩来证明邓小平“入团、转党”的真实情况，毛泽东不同意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周恩来亲自安排邓小平疏散到江西，后来，他在江西还念叨“我的同行”邓小平。
毛泽东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后，周恩来为邓小平复出广造舆论。
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再次提出要求工作，毛泽东很快批示，对邓小平一生作出肯定评价。
周恩来机智地促成毛泽东决定邓小平复出，并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邓小平同志任职的通知》。
邓小平复职后，江青一伙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并反对邓小平率团出席特别联大会议，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
鉴于周恩来的病情严重，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周恩来得知后，非常高兴。
开展“组阁”斗争避免大权旁落
——为四届人大“组阁”而作最后斗争
“四人帮”策划“组阁”夺权，毛泽东一锤定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再次提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
江青为图谋“组阁”夺权，多次致信毛泽东，毛泽东批评说：“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江青有野心。
“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和毛泽东共同作出“长沙决策”。
为落实“长沙决策”，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避免了大权旁落于“四人帮”之手。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伟人逝世举国悲恸
“四人帮”对“组阁”失败怀十艮在心，掀起批判“经验主义”的恶浪，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但多次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和遏制。
周恩来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传达、贯彻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讲话。
毛泽东同周恩来商定，改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随即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学习、贯彻毛泽东的讲话，集中批评“四人帮”。
“四人帮”伺机反扑，借评《水浒》大批投降派，矛头直指周恩来，并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整倒邓小平。
在生命垂危时刻，周恩来盛赞邓小平：“你这一年干得很好，”并激愤地呼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在举国悲恸的日子里，“四人帮”极力压低周恩来的治丧规格。邓小平致悼词说：周恩来“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再版后记

为新中国开国奠基 ——主持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制定《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组建中央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天辟地 的大事，像一座宏伟的里程碑，标志着屹立东方的中国， 进入了崭新的时代。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构 想和决策，周恩来主持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制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 》）和组建中央人民政府，为新中国开国奠基。 《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布后，广泛邀请爱国民主人士 前来解放区，共商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打倒蒋介石，解放全 中国，不仅胜利在望，而且胜利在握。推翻旧中国，创建 新中国的构想，业已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1948年4月 30日，中共中央在《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各民主 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 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 庄严的号召得到全国各界人士广泛而热烈的响应。 《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布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就在 周恩来的主持下开始了。8月1日，毛泽东复电各民主党派 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他们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劳动 节口号》，表示“极为钦佩”，并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 议的时间、地点、召集人和参加人的范围、会议应讨论的 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希望诸位先生及全国各界人士 共同商讨，并以卓见见示”。 当天，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香港分局并潘汉 年电，批评他们7月中旬才将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中央《五 一劳动节口号》的5月5日通电全文报告中央，同时要他们 收到本日的电文后，即送各民主党派，征询他们的意见， 并将这种征询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欢迎他们 来解放区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 8月2日，周恩来致电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 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 夏衍等，接待在港民主人士进人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 。” 随后，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组织并指挥辽沈、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的同时，主持安排各地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 的事宜。9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东北局电，指出 第一批来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近日抵朝鲜罗津，请张闻 天、高崇民、朱学范分别代表东北局、行政委员会和全国 总工会，前往迎接。20日，中共中央同意东北局建议，改 派离罗津较近的李富春、朱理治代表东北局前往迎接。 同一天，周恩来拟定了邀请从香港、上海和长江以南 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人士李济深、蔡 廷锴、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 、马叙伦、何香凝、史良等77人名单。他还起草中共中央 致香港分局并钱之光和上海分局刘晓、刘长胜电，征询对 77人名单的意见。电报指出：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 进入解放区“方为合适”。“北方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 招待商谈；华北人士如直进解放区，则集中华北。视战事 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 当天，周恩来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华北局并华北城 工委员会电，提出拟在平、津邀请张东荪、李烛尘、许德 珩、张奚若、符定一、李锡九等24人，并要求对24人名单 提出意见。 从1948年秋开始，应中共中央邀请的爱国民主人士， 陆续从全国各地和海外进入解放区。从1948年9月到1949年 3月，先后接待了4批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为了保证他 们平安到达解放区，周恩来周密细致地作了安排。这批爱 国民主人士大多安排到香港，由潘汉年、钱之光负责这项 工作，协助的有许涤新、饶彰风、乔冠华、夏衍等。以租 用外国轮船运货的名义，将这些爱国民主人士秘密地分批 送往东北或华北。这样运送的至少有350位以上爱国民主人 士。 他们先后到达大连等地后，周恩来安排刘昂等同志负 责接待。周恩来多次嘱告他们：一定要把进入解放区的爱 国民主人士接待好，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他还指示他们， 要给爱国民主人士买皮大衣、皮帽子、皮靴，要住好的旅 馆，要开欢迎宴会等。这些爱国民主人士，大多数集中在 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一部分到达中共中央统战 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 9月29日，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 钧、蔡廷锴等人到达哈尔滨。lO月5日，毛泽东、朱德、周 恩来致电他们，表示欢迎，并告：“准备在明年适当时间 举行政治协商会议”。10月8日，周恩来拟定《关于召开新 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并起草中共中央致高 岗、李富春电，经毛泽东审定后发出。电文要求高岗、李 富春就召开新政协诸问题，约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 蔡廷锴、高崇民、朱学范会谈协商数次。“他们如有不明 了之处，你们应善为解释。”同时，周恩来还就上述问题 同在李家庄的符定一、周建人等进行会谈协丽。 10月30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并上海 局电，将经讨论修改过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 问题（草案）》转发给他们，要求他们抄送尚在香港的李 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李章达、彭泽民、章乃 器、孙起孟、郭沫若等11人，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请他们 “早日北来”。 P1-4

为隆重纪念伟人，《周恩来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 于2005年年初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十余年来，本书受到广 大读者的普遍关注和好评。 2019年5月13日，中央决定从6月开始，在全党自上而 下分两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近日，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 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 新中国史的通知》，要求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 教育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 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 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为积 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奠基性贡献。今年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人民出版社推出《周恩来 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纪念版。这次再版，重新设计了 封面和版式，内容未作大的改动。 2019年8月2日

本书是“伟人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系列图书 中的一册。周恩来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是对党忠诚、 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是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 楷模，是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是勇于担 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 杰出楷模。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本书 论述和再现了周恩来与共和国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关 系及其探索贡献，是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生动辅导读物。